童年岁月

我家原来住的是一座清朝老屋，这座老屋是太公的太公传承下来的。老屋十间四厢，住五户人家。我读高中时，它不幸被拆了，现在连墙角都难找见，因为在老屋基上面又盖了三栋屋子。这三栋用泥土砖头混杂砌成的屋子一点情调都没有，当然没有老屋那种木头结构的艺术和气派。那老屋柱子上的牛腿和窗户上的雕刻被当作废物随便扔掉了，若能保存到今天，可以卖出让山里人吐舌头的价钱。老屋真是能侥幸活到今天，恐怕不会有人轻易伤害它，而是会当宝贝似的爱护起来。

岁月不堪，它已成了梦里的残片了。我读小学的时光是在老屋度过的。上初中时，父母十分艰难地盖起了新屋，我们家就搬到新屋住了。很奇怪，我每次梦境里出现故乡的生活，场景多半是老屋。

老屋是温州永嘉现在可以见到的那种古民居风格，四合院，二层，有很大的天井，宽阔的走廊，粗大的柱子。外围用砖头砌墙，里面则全用木头：木门槛，木墙，木门，木窗，木楼梯。先前用红漆粉刷，年代久了，呈现木头本色，但仍可找见油漆的痕迹。

我家住北屋，靠东，是最好位置，大概是因为我阿公或太公这一房排行在前的缘故罢。屋子的地面是泥地，不太平整，黑黑的，湿湿的，梅雨季节还渗出许多水。我年纪最小，扫地是我的活。我母亲常在我面前讲：“扫地扫壁角，抹桌抹桌角。”我便认为这是最重要的道理了。因此，我每次扫地，总是将那阴暗角落里的虫子都统统扫出来。一楼分隔成客堂、餐厅、厨房、火堆间四个部分。一楼里面通向楼梯的那间里屋很暗，但那是很重要的地方。每到冬天，这里生起火堆，我们家人和串门的人就围着火堆烤火，谈天说地。在这个火堆旁，我听了不少戏文故事，有的至今还记着。这便是我最早的文化教育了，什么薛刚反唐、薛仁贵进东、薛仁仙进西，都是打小便知晓的。火堆正中有一铜茶壶，用铁链系在楼板的横梁上，楼板早被掀掉了，为的是取光，那光是屋顶上的玻璃瓦透射下来的。屋梁、隔板、椽子都被熏得漆黑漆黑。我并不讨厌这种漆黑，倒觉得在这种漆黑的包围中，感到很温暖，很踏实。

楼上最大的房间是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卧室，也是我们读书做作业的地方。我的读书，多少是受点大哥的影响的。大哥那时初中已经毕业了。他很用功的，经常深夜读书抄书。他有好几本笔记本，将书上喜欢的内容记下来，字写得细长细长的，我觉得是很好看的字。他所读的书有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国家与革命》什么的，这些书，我到大学才正儿八经地读。我现在还保存他那时读的几本书，是1973年出的鲁迅的著作：《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》、《二心集》、《鲁迅杂文选》。我已经读了不知多少遍。我总觉得大哥是会读书的人，他差点被推荐去上大学，但被干部的亲戚占了名额。大哥后来参加村里小学老师考试，考得最好。他于是当了教师，但过不了多久，又自动放弃了。

大哥的书，我那时也拿来翻翻读读的，但多半读不懂。

我很想有一个书架，但有一个旧菜橱被大哥拿去做书架了。我只好另想办法。我用砖头堆起两个墩子，上面放一块粗糙的木板，板上两头各立一块砖头，于是，我便拥有了书架。我在书架上放我读的课本、墨汁、铅笔，其他呢，实在没什么了。我在自己的书架旁读书做作业，感到一种莫名的快慰，这种快慰究竟是因为什么，我却说不出，大概觉得自己这么小的年纪，居然也拥有书架，也像个读书人的缘故罢。

除了课本，没什么书可读，借一本“小人书”连环画就像得到一件宝贝。但“小人书”也是轻易借不到的。在穷山沟里，买“小人书”是十分奢侈的事。有一天，母亲要下山去罗宅村，罗宅是当时的公社，有供销社，供销社里有“小人书”。我小心翼翼地跟母亲说：“妈，给我买一本‘小人书’罢。”母亲果然买了一本给我。我至今记得这本“小人书”的书名叫《房东大娘》，虽然不是打仗的，也很薄，但我已经非常知足了。

我喜欢写毛笔字，画画儿，积多了就订成一本。毛笔字是打成米字格写的，经常是一个字写16遍。字写得好，村里的大人们就常常夸奖，似乎大人们是十分重视写字的好坏的。我画人，也画山水，没有人教我的，闲着没事儿做，就按着书上的样儿涂画。画出来的东西也常常得到夸奖。还有大人说，将来长大了，可到美术学院读书，但我终究没有去美术学院。而且，现在除了偶然有点情绪练练毛笔字以外，画画儿却是永远地丢弃了。我甚至于担心毛笔字都会荒废的，因为我总觉得时间越来越少，做事也越来越没有恒心，身体的活力也越来越差。

我读小学三年级以前都是在山脚小学读的。校舍极小，教室里也只能摆个20来张书桌。教室的大门上方画有毛主席像，写着一个“忠”字，现在还保留着，没有人有心思将它涂掉，而在我看来，它却成了难得的“古迹”了。如今教室已不成为教室，早已被人买走，住了人家了。我每次回家路过小学门口，便想起老师让我拿着教鞭给同学当老师的情景。无疑的，我比其他同学学得快，学得好。

有一天，母亲准备了饭菜让我带到学校去当午饭。盛饭菜的碗上面还盖着一个碗，外面用一个布袋拎着。我走到半山岭时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两只饭碗全打破了。中午我也不敢回家吃中饭，饿了一顿。放学回家后也不敢提起打破饭碗的事，因为打破两只碗，母亲是要骂我“败家精”的。“败家精”太不光彩了。

小学四、五、六年级，我到更高的山上去上学了。我个子小，坐在前排。老师安排我跟一名女同学坐，我很恼火，但又不敢违抗老师。同学常用此嘲笑我，我便更加恼怒了。但我总是自豪的，因为班里的成绩我总是第一。字写得最好，毛笔字常常被老师画16个“红圈”，“红圈”表示字好。朗读也最好，老师常常让我做示范。我朗读时声音大，慷慨激昂的，所以有位绍兴籍的老师有时说我读书“凶巴巴的”。

春天，逃学是常有的事儿，因为采野竹笋比读书更重要。我上学的钱主要是靠卖笋干换来的。那时候，买支铅笔，买张纸都是很大的事情。我常常用鸡蛋换铅笔，一个鸡蛋换一支铅笔。我采竹笋的本事比其他小朋友大，因为我总是爬到别人不敢爬的石崖边或在阴森森的坟墓旁。有的大人总是让他们的孩子跟着我，这样他们也能多采到竹笋，而我总是想方设法将他们甩开。

砍柴是我们小孩的分内事。我小的时候，山上到处是成片成片的松树。我像松鼠似地爬到高大的松树上，砍下松树枝，等晒干了，再捆起来背回家。一天，我正在10多米高的松树上猛砍，忽然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传入耳朵，我下意识感到一定出什么事了。心里一慌急，一刀砍在自己的膝盖上，鲜血直流。我不哭，忍着伤痛爬下树跑回家。回到村里，我看见村里人围着一头水牛，水牛背上驮着一名全身裸体的小朋友。原来邻居的小孩掉到水库里去了，放在水牛背上是为了让小孩吐出喝进的水。但一切都太晚了，小孩死了。他的父母哭天哭地，悲痛至极。后来听说这孩子独自一人游泳，岸上还有一名小女孩，小朋友被鬼叫走魂了。这个小朋友被草草地埋在一里地以外的山坡上，那里已经埋了两个小女孩了。这两个女孩是隔壁邻居家的孩子，得疟疾病死的。

我有时也到很高很高的山顶上砍柴。高山顶上人迹罕至，原始森林一样的。这山顶上的白栎柴最好，烧起火来火苗旺旺的，且柴质坚硬，十分经烧。我将大捆的柴扎得结结实实，用一根粗大的柴作拖棍，从山顶呼啸着拖回家。那时年纪虽小，力气却很大。如今，我却没有那样的力气了。我只能感慨。成片成片的松树林的消失更让我感到悲哀。

我们山上的主要粮食是稻米、麦子、番薯、土豆、玉米。稻子是低产的，不够吃。有时中间断了米，要等到割稻季节才能吃上米饭。新米饭是极好吃的。煮粥不是为了养胃，而是为了节省。半锅粥煮好了，边上还有“粥衣”，“粥衣”很香，兄弟姐妹抢“粥衣”吃，于是父母就在旁边唠叨：“吃粥衣会脸皮厚的”。我们却不管脸皮厚不厚了。我总是最晚起床。太阳早升得老高老高了，阳光透过天窗，透过门缝照射进来，在潮湿的地面上形成光圈。空中那条光线飞舞着游丝般的尘埃。早饭照样是粥，半温半凉的，很香。那样香的粥，我现在再也喝不到了。麦子收割季节，我们就吃上宽面条、煎饼、麦疙瘩、麦饼。麦饼用土豆丝、干菜当馅，特香，吃了干活不容易饿。土豆煮熟焖过夜，剥皮，敲敲扁，油煎，加点葱花，配粥，再也没有比这样更美味的土豆了。番薯吃多了就吃厌了。番薯丝、番薯块放在米饭边烧。父母要我们先吃完番薯，再吃米饭。大哥最老实，大碗盛番薯，满满的，菜吃得很少。我呢，最小最调皮，不愿意吃番薯，慢吞吞的咽番薯，等着吃白米饭。到现在母亲还数落我。我现在反而喜欢吃番薯了。根据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教授小石秀夫的调查，巴布亚新几内亚山地民族的人，一天排便量竟然将近一公斤。究竟吃什么东西，会使排便量如此之多呢？从研究的结果得知，他们的主食是番薯、芋头、山芋等地下根茎类，他们大量摄取了食物纤维；他们除了地下根茎类，还吃不少黄瓜或洋葱等素菜。各家也饲养视为贵重财产的猪，但只在特别的祭奠时才吃猪肉。

我们山里人几乎家家户户养猪的，不养猪就没有肉吃。我们小孩的任务是拔猪草，有时也喂猪。我跟小朋友们一起漫山遍野找猪草。近地方没有，就到很远的地方去。猪每天要吃，我们常年累月地拔猪草。快过年了，我们就盼着杀猪这一天。这一天，我们可以放开肚子美美地吃顿猪肉了。吃草长大的猪，肉特别鲜。如今，我再也没这个口福了，因为北京的猪肉简直不能吃。回家探亲，我还能吃到草猪肉，但我这张嘴味觉不如以前了，感觉肉也没有以前好吃了。肉要一直放到农忙季节才吃完。猪肉要久放，便用盐腌起来。农忙季节，腌肉若干片盖在干菜上或和着鸡蛋一起蒸，香极香极。

除了吃猪肉，我们也有其他美味的。夏天，我们到水库里游泳。水库里有螺蛳。我们一个猛子钻进水底摸螺蛳，每次都能摸上一大捧。将螺蛳放在清水里，一两天后剪去尾巴，旺火爆炒，便是美味佳肴。还有在干涸的稻田里，有一个个的小洞眼，循着小洞挖下去，便是一条泥鳅。将稻田水沟两边用泥土筑住，再将中间水掏干，翻开烂泥，便能翻出许多泥鳅。如果是初秋，就用嫩嫩的秋南瓜烧泥鳅，那鲜美味是足以让人难以忘怀。家屋不远处有一条小溪流，溪里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头，翻开一块石头，便可见一两只螃蟹，如此不断翻开石头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就有一碗螃蟹。用面粉浆和螃蟹搅拌，用油煎炸，那样的美味在以后城里的各种餐桌上就再也没有吃到过。山脚有一条大溪，溪里有小鱼。采来“雷公藤”，捣碎，将汁水混进溪水，一会儿，各种小鱼便昏醉过去。我们就很快有半盆鱼的收获。小鱼可红烧，也可煎炸，非现在常见的炸黄花鱼可比。

我如今常有机会回到家乡，但泥鳅、螃蟹、溪鱼已很少见，多半是被农药毒死了。我再也没有拔过猪草，家里也早就不养猪了。麦子也不种了。那个烧水的铜茶壶虽然不再用来烧水，但我还存放着。我还存放了爷爷奶奶晒酱用的一个酱缸。先前是家家户户晒酱的。将麦子、黄豆捣碎做成饼，晒干，再用水搅成糊状，在夏天的烈日下暴晒。晒成了配饭配粥，要吃很长时间。如今，这酱也早已不晒了罢。